当前，要深刻认识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正在深刻改变经济体系的供给侧。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创新性强、渗透性强、覆盖面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更加明显。协同效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函数的性质和结构。

因此，数据要素必将深入推动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推动质量、效率、动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态，正在深刻调整经济体系的需求侧。与传统产品和服务相比，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更能满足人们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人们对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有着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将进一步促进经济体系需求侧的结构调整。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发展全面数字化转型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数字城市建设，对于推动广州实现旧城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城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产业规模庞大，产业基础深厚。在推动数字产业融合方面具有雄厚的产业优势。

在广州现有的产业体系中，一方面，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其传统产业规模大、比重高，亟待拓展新的增量空间，培育新的增长点动能，攀登新的价值链。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尤其是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赋能，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广州的纺织服装、美容化妆品、箱包皮具、珠宝、餐饮等特色产业集群，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定制之都”。另一方面，数字产业是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引领者，日益成为广州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战略引擎。目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广州市规模以上服务业的比重超过30%。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网易、京东、小米等众多数字龙头企业迅速集聚，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态势已形成。

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广州产业发展实际，下一步推动广州建设数字经济领先城市需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推进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是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制高点的首要支撑。要全面梳理数字经济关键“卡脖子”技术，发挥广州数字科技、科教资源优势，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布局重大科技为数字经济配套，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在数字技术领域形成一批独创性人才。技术成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加强制度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二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优势是市场力量优化资源配置的集中体现。要以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为广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推动各区数字经济集群建设，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数字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业和数字技术应用产业。在珠三角地区，数字产品制造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东莞，而广州则以数字产品服务业和数字技术应用产业为主，具有较好的产业集聚优势。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优势和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广深数字产业联动，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产业创新集群，提升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释放了巨大的数字化、智能化需求。一方面，广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巨大。要结合广州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商贸、金融、会展、专业服务、文化创意等重点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聚焦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家居等产业转型，研究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服务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尤其是珠江西岸的佛山、珠海、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传统产业规模较大、规模较大。广州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应依托自身在数字产品服务业和数字技术应用产业的产业优势。湾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需求已成为湾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中心。

四是加强数字元素市场建设和安全监管。要运用《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经济市场建设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重点是围绕数据链全生命周期推进数字要素市场建设，在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政府要大力推动公共数据整合应用和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发布，推进公共数据分类、脱敏、开放和安全监管，探索跨境开放共享和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广州、香港和澳门的数据。

五是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微激励机制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产品和流程的数字化，更重要的是随着产品和流程的数字化，企业的投资方向、组织结构、价值形成、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组织惯性、企业文化等企业都将效仿。深刻的变化已经到来。因此，数字化是企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区域产业体系中的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应采用激励相容和分类的原则。做好机制设计和政策安排。

（作者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