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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18 年后，该决定已扩大到国家层面。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发挥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以自主创新推动网络强国建设。

当“数字中国”的战略布局落到全国600多个城市时，城市成为信息技术应用的试验场，初步完成数字化、走向智能化的城市形成“数字中国” 随着城市化建设，“智慧城市”应运而生，其使命是解决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问题。目前，中国41%的城市建立了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但是，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构思到实际实施近十年，智慧城市建设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呼吁打破“数据孤岛”，有没有法律可以支持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当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水、电、气等公共资源时，政企共建的边界在哪里？信息技术真的能解决现实空间中的矛盾吗？

4月22日至24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地理信息工程专家郭仁忠，城镇化与城市研究专家、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冯奎国家发改委城镇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两位骨干庞德先生做客《城市相对论》第四期，深入探讨我国城市相对论的特点和痛点智慧城市建设。

▲郭仁中

▲冯奎

●硬骨头之一：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化问题

“有些问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解决，有些问题必须回归现实”

NBD：前不久，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以自主创新推动网络强国建设。在您看来，我国信息化发展迎来了哪些历史机遇？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郭仁中：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有一个交汇点。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信息通信技术刚刚进入爆发式增长的机遇期。这使我国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最新技术支持城市发展。

例如，在新公布的雄安新区规划中，有相当一部分考虑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可想而知，如果雄安新区已经是经历过城镇化的区域，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必然会增加成本，效果会打折扣。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发展迎来的窗口期恰逢新技术的发展，这是我们难得的机遇。

很多专家有这样的观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不等于实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其特点是颠覆性而非继承性。一项新技术一旦研究成功，很快就会成熟并迅速占领市场。它不会对旧技术进行改进，而是直接对其进行创新和颠覆。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利。如果我们开发新技术，我们可以颠覆现有技术和现有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来的基本模式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因此，原创技术在新型信息化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

谈到紧迫性时，讨论最多的是核心技术。虽然我们的市场很大，但核心技术不能换取市场。虽然我们也有钱，但是核心技术是钱买不到的，别人也不一定卖给你。无数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什么技术，还是要自己去研究。哪怕比别人差一点，至少也不会被别人“呛”到。有产品可以替代，问题就解决了。

NBD：信息化和城镇化齐头并进，城市是信息技术应用和实践的最小单位。在日前举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专门设立了“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此前也有“数字城市”。如何理解这些概念，“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冯奎：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论数字中国。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刚刚出炉，数字雄安也是一个热词。

“数字城市”四个字放在一起，“数字”二字更扎实，是基础。

1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制定了建设数字福建的计划，播下了种子和基因。今天，我们说的是数字化，是数字化城市的传承和新飞跃。它不仅包括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全覆盖数字识别系统、聚合城市数据和整体运营管理的智慧城市信息管理中心、地下空间信息管理，还包括城市数字产业本身的发展。数字城市强调的是技术路径、工具、手段，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

“智慧城市”四个字放在一起，立足城市。强调城市功能发展的高水平和新状态。智慧城市不改变城市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要求，而是强调利用信息技术使城市更智能、更高效地满足我们的需求。智慧城市涵盖方方面面，是城市演进的大方向。

那么，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之间有什么关系？数字化是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数字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工作路径。高度数字化的城市必须是高度智能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目标，数字化是主线，这是我的理解。

郭仁忠：我个人认为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之间存在继承关系，属于发展阶段问题。

两者都是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信息化的应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数字化，是基础，信息化不能说是没有数据的数字城市；二是组网，就是实现互联互通，相当于一座桥梁；然后逐渐变得聪明。从独立运行的单机系统，到后来的企业级解决方案，今天的城市都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个人理解，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单元中的深度和广度应用，是数字城市发展的新阶段。

但这个阶段与过去不同。当我们提到建设数字城市的时候，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互联网才刚刚起步。现在，以“万物互联”为基础，以“大数据”为支撑，计算能力也不同于以往，支撑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城市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想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信息化的问题。我们谈智慧城市，主要是想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解决，但有些问题在网络空间解决不了，必须回到现实世界。

例如，城市拥堵问题。在导航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的辅助下，我们可以优化路线选择，让交通更加顺畅。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为什么？在拥堵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的路径往往比正常路径更远。这意味着虽然该技术解决了时间问题，但它实际上增加了整体交通流量。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交通资源的科学配置。因此，从本质上讲，智慧城市不仅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来解决问题，而且还利用信息和通信来发现和诊断问题，模拟解决路径，优化城市建设。通过模拟、模拟等手段优化城市规划，缩短普通人的出行距离和平均出行时间，其收益非常大。

总的来说，我觉得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即使没有“城市病”，也可以利用新技术对其进行优化。最终，城市建设将更加科学合理，运行效率更高，更宜居。这是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硬骨头2：谁都知道数据好，但数据开放缺乏法律支持

“定义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缺少这条法律”

NBD：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冯奎：从发展现状看，有几个特点：一是从最初的熟悉到系统把握智慧城市的内涵；二是从碎片化状态的应用到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的推进；三是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更加注重丰富的智能应用；此外，从政府投资到各类主体，探索形成商业模式；最后是从静态顶层设计到进化规划的探索和采用。

郭仁重：一句话总结——建设智慧城市的共识已经达成，目标非常明确，路径正在探索，成果正在显现，效果已经初步体现。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有不同的做法，也应该有不同的做法，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社会各界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也充满向往。但究竟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在我看来，在开始之前不可能考虑所有这些事情。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像一座城市，每十年或二十年就需要重新规划一次。因为城市发展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规划好再建，建了就不动了。城市和人一样，在不断发展。我三岁的时候，一直不能穿衣服。随着我长大，我需要做新衣服穿。城市工作也是如此。需要根据新情况不断规划，就像长高了不断换衣服一样。

但是这个计划必须适度进行。三岁的孩子不能穿十岁的孩子的衣服，太高级了。提前规划意味着高成本和不适用。例如，如果在一个小城市修地铁，它的运营成本就会很高。有人会说，地铁人多才修，何不早点修呢？早修运营成本高，经济支撑不了。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的，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会颠覆旧的技术，产生新的灵感，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信息化。

NBD：您认为下一步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郭仁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不是做不出来，真正的障碍是数据问题。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都在呼吁开放数据。我们也做过研究。有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数据。政府并不拥有所有数据，而只拥有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政府为市民服务的过程，来源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企业手中也有数据。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和社交，在淘宝上购物和交易。

但是，另一方面，谁拥有这些数据？例如，手机信令数据是否归运营商所有？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需要法律来回答，但目前还没有法律来回答。无论是做数字中国，还是建设智慧城市，数据（归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法律也不能拖后腿。所以，我个人理解，数据开放并不代表哪个政府或企业有勇气开放，而是少了一个法律支持：如何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打开？开放多远？它对谁开放，可以使用多远？

有时很难打开。例如，我们需要制作一个城市模型来分析城市的人流量和交通流量。运营商的基站数据最好。如果有手机信号的数据，建模分析是没有问题的，但运营商不敢提供给我们，哪怕是研究。问题是，哪些数据挖掘应用是合法的？例如，挖掘他人的隐私应该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界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缺少这条法律。

数据开放，我觉得不仅政府应该开放，企业也应该开放。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是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相当于土地。只有有了数据，我们才能进行加工和生产产品。其次，还有土地管理法。没有法律支持，谁也不敢公开数据。

冯奎：这个问题越深，数据产权的问题就越多。如果你想交易，你必须有产权。这是基础。

很多地方都因为几个原因而陷入困境。首先，建设智慧城市的理念跟不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引导；一些地方管理跟不上，没有共建共享机制，各主体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另一个是服务跟不上。过去市民说做好人真的很好，但现在很多城市都很难做到；最后，保证跟不上。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和充足的资金支持。

时代对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面对发展机遇，在这里我也建议智慧城市的建设者，要有决心、有信心、有毅力、有专注、有匠心、有团结。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城市效率变化和电力转换，这正是智慧城市需要解决的问题。

● 硬骨头三：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一方绑架

“政府是制定和推动议程的总召集人”

NBD：智慧城市建设涉及政府、企业和社会。在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如何界定三者的关系？

郭仁重：政府应该怎么做，企业应该怎么做，社会应该怎么做？界限尚不明确。我认为，从本质上讲，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建设类似。基础设施应由政府负责，后续服务应由社会负责。例如智慧城市概念，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出资，而商品房则由房地产商建设。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在数字产品和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公共产品，政府也应该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与其提供公共产品或个性化服务，不如由企业来做。

但有一点需要国家整体考虑：建设“数字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服务社会，对社会开放，但它是仍然是商品属性。我从家里开车到工作单位。路上没有过路费，但打电话需要付费。如果每条道路都要收费，城市就无法运转，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坚持公益导向。主体工程完成后，可以引入市场行为，进一步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我有一个经验，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上，有必要强调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由企业主导，企业提出诉求和倡议，然后传递给政府。

但正如你所说，如果你只是让政府设定议程，遇到懒惰、懒惰和不作为怎么办？因此，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倒逼完善体制机制。例如，在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城市做得不好，公民可能会离开并用脚投票。公民是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用户和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自己的角色。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城市发展好，企业才能落户发展。他们的逐利行为和本性将促进社会进步。例如，共享单车有利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智慧城市系统开发公司不仅服务于智慧城市的建设，而且在开发过程中获得经济效益。本质上，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带来了“利他主义”。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期议程，政府是总召集人，有必要发布和推动议程。系统性问题。政府必须通过竞争来形成竞争环境。政府、企业、公民各司其职，相互支持，相互要求。

郭仁中：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制定议程也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一些小城市会受到大公司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限制。我记得有一个案例，一个城市的年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亿元，但是一个公司的智慧城市计划却要花费超过10亿元，这是非常不现实的。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而我买了钱包之后，就没有钱了。

智慧城市为城市和市民服务，这是一种责任。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具有强烈盈利目的的公司。

一位城市领导与我沟通，他想建设一座智慧城市。水务局让他做智慧水务，规划局说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一方绑架。这里的一方不完全是指企业，也可能是政府部门。要有顶层设计，市政府要有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NBD：那么，在具体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是否存在误解？

冯奎：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系统很容易处理。如果我一年喝三吨水，我会准备三吨水。但是智慧城市的设计是做3.5吨或者35吨，或者不做，否则就会失去发展机会。此外，如前所述，前文提到的问题将来自于与大型企业捆绑。这样会显得应该达到的深度没有达到，有些方面超前了。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但最大的问题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对做什么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常说做对的事，做对的事，如果做对的事本身，会带来很多问题。努力了，如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深度，有些方面太超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郭仁重：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智慧城市大脑”。为指挥厅的建设腾出大量空间，在厅内安装大屏幕，不仅建设成本要上千万元，每年的运维成本也要上百万元。对于小城市来说，这代价巨大。但我想知道，这个指挥厅有多大用处？

现在是网络时代。如果各个部门的系统是互联互通的，每个部门的数据都可以在办公室里调动起来，那还需要这样的指挥厅吗？我认为，要了解城市的运行情况，没有必要在实体上搭建一个大型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流。

硬骨头4：中国不一定照搬西方模式

“我不敢说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可以做到，但有些应用非常好”

NBD：中国还有更多成功的案例吗？有什么可以向国际学习的吗？

郭仁忠：坦白说，我现在不敢说，哪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可以，但是有些应用很好。比如深圳扫二维码停车，杭州“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这些真的可以让人感受到好处。

总体而言，西部城市相对成熟。他们想做智慧城市，这实际上是一种城市改造和更新。例如，在十字路口为盲人添加传感系统，或为路灯添加引导系统。很少有西方城市能像我们这样做一个全新的顶层设计方案。国外很少有城市进行大规模投资和系列改造。智慧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公益”，需要强大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机制的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到了国外，我来介绍一下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各有利弊。比如从技术应用来看，杭州是支付之都，银川的PPP建设模式很有特色，上海围绕“补短板”打造智慧社区，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建设世界级智慧城市的追求。我们制定的建设目标也很全面，包括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外相比，有其自身的优势。

中国已经在探索智慧城市的新路径，在某些方面领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注意到，欧洲国家非常重视利用智能手段实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的旗帜高高举起，措施非常务实。这些方面值得借鉴和借鉴。